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如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
在当前“政府+经济”的市场条件下,政府所主导的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面的产能过剩的问题愈发突出。招商政策调查小组对产能过剩的定义是市场的有效需求低于生产能力,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企业可达到的水平,所以产能过剩是针对企业来说的,换一种说法就是:企业的实际生产规模与企业潜在最大生产规模的比值。因而,研究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产能过剩问题的积极影响对于帮助企业家们了解国内的政策是十分有必要的。01I现状调查招商调查小组在2019年的数据中发现,我国66%的企业产品都处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工业的流水化生产方式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必然导致产能过剩的问题,所以如果不强制限制资源的输出,整体市场在竞争的环境下,制造业企业为了存活下去就要变着法的抢占市场,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通过更低的定价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参与者都会在自己承受的范围内进行量产优化竞争,而不是在考虑资源和提升消费者在使用产品时的真实感受下功夫。例如女生选择化妆品或者衣服时,市场上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差不太多,所以令她们做出选择的是代言人和广告。中国在过去四十年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是其他国家所惊叹的,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我们已经拥有了全球最全的工业门类和最大的工业产能,所以各个门类的产能过剩也已经成为必然。上图为2009-2019年我国改性塑料消费量走势图招商调查小组在与国内各个产业的龙头企业交流时发现,政府的减税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产能过剩的主要手段之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不仅具有额外的税收优惠效应,而且还可以有效的抑制企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换言之,就是通过在政府端的调控下,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而减少企业产能过剩的问题,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既可以为企业降低成本,又防止了企业将省下来钱都用作购买原材料(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的问题)这对于企业来说,是短期和长期的利好作用。02政府的调控随着中国政府将经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提出后,制造业企业与政府当今应该着重思考如何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发展优质产能来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明白的是,自主经济市场下所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是无可避免的,在中国政府的政策调控下有一定程度的弥补缺陷作用,为化解产能过剩的问题出台了各类政策,并将在未来持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其中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较为明显,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在2014年就已经在我国6大行业进行小范围试点,到2019年时就已经在全国各制造业领域实现。包括:生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六大行业和轻工、纺织、机械、汽车四个领域重点行业。全部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急速折旧这一政策并不是对企业所得税总额造成影响,是通过缩短折旧年限(加速折旧)的方式,减少企业的当期利润,从而使得企业所得税推迟至后期,企业的当期现金流的到增加。该政策有针对性对长期和短期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对需要定期进行固定资产更新的企业,其长期税率会明显下降,对于不需要频繁更新固定资产投资的企业,可以通过短期的固定资产更新来获得递延型的税收优惠。不难看出这一政策的主要作用在于促使企业增加其固定资产的投资,并且使用加速折旧的公司比使用直线折旧的公司的资本投资额要更大,这对于需要马上更新固定资产的企业来说更为明显。另外该政策还具有无息贷款效应,固定资产加速政策是政府制定的切实为制造业企业带来额外税收优惠的政策。03招商政策调查组的看法政策调查小组指出: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通过企业生产和投资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对于一般性的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可能对盲目更新固定资产,从而导致市场上出现“一哄而上”投资行为,所以不仅对于提升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没有正向效果,反而会导致更严重的产能过剩。所以与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相比,固定资产折旧政策是有显著区别,2014年之前我国使用的是平均年限法,此方法的问题是折旧资金无法及时得到足额补偿。即使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仍旧使用陈旧设备会因为生产工艺落后和能耗大的问题无法及时满足市场的需求,进而导致产能利用率低。企业获得更大的现金流后,在企业材料采购、生产组织、销售推广、引进新技术和开发新产品等经营活动上可以更加大胆,加速企业产品升级换代,进而提升企业产品影响力,实现真正的产品有效供给,产能过剩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到改善。04调查小组给出的具有针对性的建议1、完善优化现有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政府需要加快推进税收制度建设市场化的进程,在此目标上将政策向制造业相关联的服务业领域进行延伸,刺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企业创新能力,通过此行为来引导我国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2、优化政策实施的外部环境。基于固定资产加折旧政策实施效果具有产权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的事实,要进一步加快和规范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产能过剩的治理还需要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对策3、积极发挥不同种类税收优惠政策的协同效应。深入融合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等政策之间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为市场注入更多活力。文章来源:慧选网 |
2021-08-17 |
洞悉京津冀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三大原因 | |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最初目标是三个地区的制造业可以“同频共振”,打个比方:北京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产品时,对天津、河北所产生的的生产需求的拉动。很多片面性的看法在于,协同发展无法推进的原因在于三地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各自为政。但是慧选网招商政策调研小组认为,讨论问题所导致的现象和问题产生的原因时要分开而论。单一区域发展价值取向造成区域整体利益受到损害长期以来很多地方政府工作主要有两块,一是维稳,二是发展经济。过分地强调发展经济,造成区域发展问题频发,最为突出的例子是生态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作为北京生态屏障的张家口在2014年前后钢铁产能达到700万吨,钢铁在炼制的过程中污染非常大,这个过程中河北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但是整个京津冀地区却污染严重。放在北京周边的一些村子里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很多北京周边的村子贫苦问题很突出,例如在张家口的村子和北京的村子相邻,但是收入却相差两三倍。造成以上区域协同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地方经济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一个考量指标,国家主体功能区划已经编制,但是只要机制体制问题一天不解决,生态涵养区转型变成污染型经济区的问题就一天得不到改善。地方发展经济的冲动很大,但是对环境产能过剩考虑不足,这是区域产业发展价值取向单一所造成的。市场活力不足导致协同发展缺少自组织能力长三角的区域协同发展多建立在企业上下游联系之上,而京津冀则不然。京津冀地区重化工产业占比相对较高,在改革开发以后,产业经济并非从市场经济一步一步地发展过来,因此市场机制发育与长三角地区相比有很大差距。以在浙江调研为例,大部分市县最初发展轻纺工业,早期作坊式的发展模式带来巨大的供给与需求群体,更容易形成健康的价格机制。因此,这些群体之间会形成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网络,当出现投资机会和市场风险时,整个市场都会变得十分敏感。其次,由于供给群体多,企业规模小,政府很难影响企业决策,长此以往下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摆得更正。与之相比京津冀地区存在很多体量较大的企业,钢铁、化工、水泥、玻璃,河北主要经济是钢铁,煤炭,电力等能源,河北前十名GDP企业多半是钢铁企业等,(京津冀因为有首都所以作为特殊的行政区域,江浙沪地区那种且和政府的关系是不可能套用在京津冀上的)这些企业很容易受到政府的影响。在我们与河北地区相关企业的接触中发现,河北之所以产能过剩,是因为很多地方政府经常要求扩大产能规模,如果企业拒绝政府就以类似于威胁的方式表示会引进类似企业,于是很多企业只能被迫扩大产能。长期以来,“政府+企业”的发展模式在中国是相对较为普遍的现象,各地企业竞争的背后都有来自各地政府的力量。因为受到政府关系的影响,企业成本约束是一种软约束,有的企业家甚至会跟我们招商调研小组说“我们企业家的敏感点不在于市场的价格,而在于政策和领导的要求”因此导致的是产业雷同、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近些年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转向互联网和消费服务产品,一方面需要相对稠密的人口分布,另一方面在进出口贸易上,依赖的是高附加值和高科技产品,所以对重工业和资源对产业的依赖可以忽略不计。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已经不再是基础建设,曾经为重工业产品和资源进出口的门户如天津、大连也注定不再会像曾经那样繁荣。甚至有人会说,如果北京不是首都,那么京津冀根本形不成一个概念。当然前期政府在缺乏一定正确方法引导企业时,难免会走一些弯路,前些年金融危机后,很多大投资项目都纷纷流产,本就缺少活力的京津冀再面临财政压力过大的情况下,企业发展模式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政府干预产业发展的能力也因此减弱不少,或许对于从事相关产业的企业来讲,未尝不是件好事。产业转移缺少承接能力和保障机制仅从市场的角度看,产业转移是企业在“一推一拉”影响下的过程,“推拉”相对好理解,就是一个地方下令外迁企业,另一个有条件给政策的地方接受这些企业的过程。企业在面临成本上升、市场占领率提升、政府发展战略调整等多种条件的作用下,企业主产生想要离开的“推力”。慧选网调查小组从有意向外迁的企业增长趋势中发现,北京此类制造业企业不在少数,主要来来自于两方面的压力,一是发展用地有限,北京后备建设用地严重不足,一些产业园如中关村园区的发展受限,迫切需要扩大再生产用地。二是生态环境压力,北京政府制定的“五个一批”战略,其中“转移一批、限制一批、淘汰一批”难免会涉及到很多企业,除了转移出去就是被要求关停,所以北京许多制造业企业是有转移出去的“推力”的。但从“拉力”来看,转移出北京的企业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选择在河北扎根,选择了产业配套能力更优秀、产城融合更成熟的长三角地带。反观河北曹妃甸,慧选网政策调研组发现虽然首钢等大化工企业搬迁了过去,但是初期生活生产配套十分差强人意,一些楼房或者医院建立起来了但是没有人来只能是空置的状态,有些员工甚至选择北京通勤,以至于曹妃甸有段时间被称作“鬼城”。从三个地方的政府来看,目前河北政府的愿望是从北京或者天津吸引一些企业,但调研组发现反倒是河北企业选择拉力更强的天津,例如汽车产业(长城汽车)、光伏产业(英利)等。再从协同发展的角度,受三地分税制影响,协同发展对政府来说动力不足,也就是说三地发展缺少增量利益共享机制,尤其是在战略性新产业的发展上,三地明暗竞争十分激烈,许多非市场因素都会阻碍产业空间优化布局。早在2015年政府就制定了《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规划》,制定了包括财税、环境、人才、体制机制、土地等,调研组认为,要从方面进行调控,有针对性的改革。长三角关联的城市广泛而多元,珠三角城市之间流动更为紧密,但是京津冀相比之下三个城市的“首都”仍旧是“首都”,从人口的方面来看,北京周围关联最紧密的是廊坊,但这并不完全是城市比较的优势所带来的结果,更多的是作为北京工作人口外溢带来的人口流动。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优势在于:外来消费品商船会选择靠中国中间位置,临近长江的上海作为落地港,货物沿长江可以低成本的运向中国各地。上海作为全国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物流中转地(2019年),消费品和各种高科技产品等货物贸易配套和票据贴现等金融服务也同时繁荣起来,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如果一个地方既是物流中心又是金融中心,那么相关高端服务业和优质人才也会相继而至,上海可以成为金融中心也就顺其自然了。当然我们只做经济发展模式,企业与政府关系等某几方面指标作为考量。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各有各的规律。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分别依托着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天然具备形成城市群的优势。但北京不同,自建都开始,这个城市的使命就是政治文化的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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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