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欧洲议会通过了《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旨在规范数字市场秩序，维护用户合法权益，限制数字科技巨头过度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但其效应远不止作用于科技企业本身，而是涉及营商环境、科技应用、资讯质量以及西方语境下的言论自由等等。总体来看，两部法律的诉求是积极的，因为互联网化的大市场亟待公平公正和有效治理。数字科技巨头诞生以来，从电子商务和社交工具入手，向商业和社会治理方方面面渗透，已经形成独特的资本力量，在各个领域“攻城略地”，对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带来巨大冲击。完善数字科技市场治理，约束数字科技巨头行为，塑造数字经济与全社会良性互动、良性循环，已是主要大国的共同意愿。但欧洲这两部法律出台并不容易。早在2020年，法案就已提出，但由于法案必将限制美国的谷歌、推特、Meta等巨头已经占有的市场权力和资源吸纳能力，它们一致反对立法。其主要借口是，出台相关法律将会限制科技创新和基于科技应用的市场服务。欧盟内部也担心出台相关法律可能会损害营商环境，降低欧洲市场的影响力。但一系列事实表明，如果不对数字科技巨头过度垄断加以限制，任其在市场和社会上争夺、使用、交易资源，其左右信息传播秩序、干预民众的爱恨情仇、影响一国政治议程的负面效应将难以遏制。把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市场形态规范起来，有利于市场和社会稳定健康和有序发展。欧洲有识之士经过充分论证，决定推进立法进程，两部法律获得欧洲议会通过，是一个里程碑。正式实施后，数字科技巨头在欧洲市场提供服务和参与市场竞争，将有规可循，从而重塑数字科技巨头在欧洲的竞争格局。这两部法律是姊妹篇。《数字服务法》主要针对数字服务的经营主体，要求其在内容提供和服务形式上遵循规范，保护欧盟的消费者。具体说，在欧盟经营的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公司必须对内容进行合规审查，及时清除非法信息，必须依法保护用户信息和数据。依据该法律，在欧盟经营任何互联网内容服务，都不存在法外之地。所谓“避风港原则”（即网络平台不对其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将失效。《数字市场法》把科技巨头认定为“看门人”企业，其在市场竞争、广告投放、用户权益等方面都要接受严格的市场监管。其不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打压其他竞争企业，不能不经用户许可强行推送广告或安装应用软件等。显然，这两部法律出台以后，欧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将加剧。善于打官司的美国科技巨头，为争夺市场利益，一定会频频诉诸法庭。欧盟方面既要加强法律应诉，也要加强市场层面协调。监管执法部门可以加强与数字科技巨头的政策沟通，帮助其提升法律认知和市场认知。毕竟，美国的数字科技巨头们独自掌控市场、独自制定规则太久了，这场规范和反规范的博弈迟早要来。其实，即使在美国内部，对于数字科技巨头的不满也早有酝酿，相关法律行动早已开始。2020年12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48个州及地区总检察长对Meta（当时名为Facebook）发起反垄断诉讼，主要针对其拒绝向竞争对手开放API、拒绝互操作性等。2022年1月，法院裁定指控Meta实施垄断行为的诉讼可继续进行。2022年3月，美国司法部重新启动了对谷歌地图的反垄断调查。同时，德国也对谷歌、苹果等展开了类似调查。欧洲针对数字服务市场立法、美国对相关企业实施反垄断调查，说明虽然各地区法律制度不同、行政体制不同，但对数字科技巨头的担忧是共同的，即这些巨头垄断市场，对国家安全、公众安全、市场安全带来各种冲击，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包括加强立法、监管和市场塑造。中国已经在规范互联网企业运营、保护信息安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中国政府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维护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依法律程序处置风险，维护整体安全和特定领域安全，维护公正的竞争秩序和稳定的营商环境，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探索出了一条有效途径。来源：中国网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五十届会议期间，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中国联合国协会等机构主办了多场云上边会，中外相关社会组织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围绕“权利保护的实效：西方国家少数族裔政策的现实与反思”“中国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与权利保障”“加强全球人权治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主题，通过线上线下进行深入交流。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巨大发展成就，在全球人权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经验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保障具有借鉴意义，也为国际人权事业发展贡献了力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多场边会介绍了中国新疆、西藏等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权事业不断进步的情况。与会嘉宾认为，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致力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依法保障少数民族各项权利，为国际社会治理民族事务提供了重要参考。当前新疆社会安全稳定、发展持续向好、人民安居乐业。近年来，已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外交官、国际组织官员、专家、记者和宗教人士参访新疆。访问过新疆的外方人士表示，他们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同西方政客、媒体的描述完全不同。边会上，巴西籍传媒从业者拉斐尔以自己在新疆的亲身经历，生动讲述了新疆各民族和谐相处、各行各业快速发展、人民福祉明显增进的事实。巴基斯坦全球化智库研究员明竺认为，中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新疆的发展进步，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保障提供了范例。针对少数西方国家在新疆问题上恶意造谣，明竺呼吁持续开展国际交流活动，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发展成就，认识一个真实的新疆。巴西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国际）研究员马可表示，少数西方国家通过媒体传播假新闻，操纵国际舆论场议题设置。为打破其构建的不实信息壁垒，拉美国家与中国要深化民间往来和人文交流，让拉美人民更便捷获取来自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真实信息。来自英国的杰克逊、吉尔吉斯斯坦的巴合、新西兰的莉妮和卢旺达的艾玛等专家和留学生代表结合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积极评价中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及中国在依法保障少数民族权利方面的做法。吉尔吉斯斯坦文化、信息、体育和青年政策部专家巴吉什别克，老挝民政事务部公共管理研究与培训学院院长常英等表示，中国在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跨文化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汤姆·茨瓦特认为，少数西方国家极力推行少数民族同化政策，致使少数族裔被迫放弃自身文化、宗教和社会权益。中国少数民族对外交流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叶波说：“中国始终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保障少数民族人权的法律法规体系，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常安表示，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是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一些西方国家自身存在诸多少数族裔权利保护问题，需好好反思。在这方面，中国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理念和实践可为世界提供更多借鉴。“中国通过一系列积极措施，推动包容与可持续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对环境权利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伊莎贝尔·多明戈斯表示，我们需要大量沟通和共同努力，要采取根本、有效的措施，建设绿色和生态友好的世界，让每个人都成为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推动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黄文艺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对环境权利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作为一种新型人权，环境权概念如何界定、在宪法法律中如何表达、与其他利益如何协调等理论问题的解决需要扎根本土，也需要面向世界、博采众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吕忠梅表示，当前，环境权作为人权在我国政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编纂一部体现时代特色、实践特色和未来取向的环境法典，将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环境保护权利新需求提供更为充实的法律保障。与会嘉宾还围绕妇女、残障人士、老年人、印第安人等群体的平等权利及司法保护展开讨论。美国东北大学法学院教授露西·威廉姆斯分析了美国遭受家暴妇女争取司法救济的曲折过程，表示这有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也有政府职责缺失、相关法律不完善的原因。纽约公益律师安德鲁·戈德伯格结合自己为当地弱势人群提供法律援助的经验分析说，当前美国的司法制度在保护特定群体权益方面问题频出，面临巨大挑战，这凸显出为弱势当事人提供法律保障的意义。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法学院教授理查德·柯林斯分析了美国印第安人的属地及其宪法问题，强调印第安人普遍面临贫困处境。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院长张万洪介绍，中国的法律和政策以体系化、策略性的方式，突出特定群体人权保障的优先议题、底线标准、阶段目标和监测评估方法，“中国通过一系列积极措施，推动包容与可持续发展，促进了包括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实质平等和全面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权治理发挥独特作用”在研讨中，与会中外嘉宾表示，国际社会应尊重人权发展的多样性，反对套用单一模式和评判标准。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王超说，近年来，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影响下，霸权主义、种族主义、保护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抬头，贫困和不平等加剧，双重标准大行其道，全球人权治理遭受严重冲击。各国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就人权问题开展对话与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扩大共识，缩小分歧，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皮特·赫尔曼说，在许多国家，经济的发展反而加大了贫富差距。“如何利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如何为人民创造更多财富？中国用行动给出了答案。”“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国籍和种族，与联合国人权事业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高度契合。”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司芙兰认为。“中国在当今世界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学院讲师费利姆·赫德梅尔说，中国可以在东西方和南北方国家间架起桥梁，“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权治理发挥独特作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委员刘昕生表示，发展中国家应当加强团结，提出自己的人权主张和观点，同时在人权领域开展公平的交流合作，以此提高彼此人权保护的能力。“这既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正确选择，也符合国际人权保护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来源：人民日报